彭宇案：誰弄髒了我們的民風 z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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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11月20日，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徐姓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表明徐姓老太太胫骨骨折，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。徐姓老太太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，遭到拒绝，并在各种调解失败后，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。
据彭宇本人称，当时其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名老太太跌倒，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送其去医院检查。
而据徐老太太称，“我当时亲眼看到他撞到我的！”并表示， “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，儿子在公安局工作，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，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。”
2007年9月5日，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：
- “彭宇自认，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，从常理分析，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”
- 并判断“如果被告是做好事，根据社会情理，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，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，然后自行离开。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，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”
- 对此案的结论是“本案中，发生事故时，老太太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彭宇相撞；同时，彭宇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，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，故对此次事故，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过错。”
- “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损失，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%较为适宜。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；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，彭宇承担700元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%的损失，即45876元，10日内给付。”
该判决带来的社会问题：
2009年2月22日，一名75岁南京老汉在下关区三汊河公交车站下车时，跌倒在公交车后门爬不起来，身后的乘客不敢上前救助，老汉大喊：“是我自己跌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，这时才有乘客敢上前救助他。
2009年6月2日，一名七旬老人倒在南京浦口区江浦街道市民广场地上,口吐白沫动弹不得，可是20分钟内，周围围了一圈人却没人伸出援手。最后，城管队员小赵喊来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急救。
我的问题：
1. nnd，法官到底是谁？
2. 彭宇案还有没有可能翻案？
3. 如果不能翻案，这些坏影响啥时候才能消失？需要多少个正面判决才能消除热心助人者的恐惧？
这些问题还没想通，最近上海市钓鱼执法事件又给热心的公民一个当头棒击。
下面全文转载一篇比较有深度的分析文章，虽然说的是彭宇案，但是实际上，钓鱼案也是一回事。
南京“彭宇案”沸沸揚揚。該案大致情況是，一名徐姓老太摔倒在地，彭宇看到就扶她起來，打電話叫來她的兒子，並和她兒子送她去醫院。當徐老太及其兒子在醫院聽説要交付高昂的醫療費時，忽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傷了徐老太，要求彭宇支付數萬元醫藥費，並在遭拒后把彭宇告上法庭。南京市鼓樓區法院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，居然以莫須有的罪名，判彭宇賠償四萬元。補充一下：徐老太的兒子的職業是警察，和法院同屬於中國大陸的那一個公檢法系統。
判決出來，中國大陸各網絡論壇上的網民都發言說：總結教訓，以後絕不要幫助陌生人，無論他有多大危難。而像我這樣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在網上發出一個類似的、卻稍有差異的聲音：總結教訓，以後在中國絕不要幫助陌生人，無論他有多大危難。對同一個事件，國内和國外的中國人總結出的教訓似乎差別不大。但是“在中國”這區區三個字的差別，卻包含了多少深長的意味。
彭宇事件發生后，我依舊敢在我生活的德國去救助危難之中的陌生人，卻再也不敢在中國大陸地區，尤其是我的故鄉——南京，去救助陌生人。爲什麽？是因爲我愛德國人超過了愛中國的同胞，超過了愛南京的鄉親？笑話，我在德國才生活六年，中國纔是我從出生開始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園。是因爲德國人個個素質高於中國人，絕對沒有潑皮無賴？當然不是，德國這類受助者訛詐施助者的案件也不是沒發生過。真正的原因是我相信德國司法的獨立公正。我在德國伸出援手的時候，即使萬一真遇上了想訛詐的潑皮無賴，也絕不怕和他上法庭，哪怕他本人或親屬就是當警察的。
由於人性的自私，任何國家任何時期都會滋生出一些訛詐案件，這是人類社會中的正常現象，本不是什麽可怕的事情。一個社會存在這些搞訛詐的人並不一定會引起全民性的民風墮落。可怕的是，一個國家司法不公，依據各種社會關係的情面做判決，公開偏袒庇護這些訛詐行爲。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：“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，其惡果甚於十次犯罪，因爲犯罪只是弄髒了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髒了水源。”水流髒了，污穢遲早會被沖走；水源髒了，流淌的只能是污穢。可以想象，彭宇案的判決可能導致，將來每一個受助者都會碰一碰運氣，看能不能從恩人那裏訛詐到更多的利益；將來每一個熱心人都不得不硬下心腸，無情的面對陌生人的生死。水源被弄髒了！民風被弄髒了！從此我們民風狡獪，爾虞我詐！從此我們民風冷酷，心狠手辣！
其實中國大陸的民風早已被弄髒了！去年一個德國朋友就對我說，在北京他親眼看見遇到車禍的人無助的躺在血泊中呻吟，行人紛紛繞道而行，表現出最大同情心的人，也只是憐憫的看兩眼就走開了，這在德國是不可能的場景，以至於他告訴那些沒去過中國的德國人，居然沒人相信他。在他告訴我這個經歷之前，我已經在國内聼說過多次受助者訛詐施助者的事件，早就決心，絕不能熱心幫助陌生人。所以對於德國朋友說起的場景，一點也不像他那樣感到奇怪驚訝。這次彭宇案只不過因爲賠償數目比較大，引起了更大的社會反響而已。
中國大陸民風的墮落，按培根的理論，歸根于一次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。而在我看來，一次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還有更深層次的根源：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。當司法系統從屬于專政集團的時候，它做出的判決將永遠有利於該集團以及該集團内部的成員。即使是並不針對專政集團的民事訴訟，原告和被告都不得不一層層托熟人、拉關係，尋求在專政集團内部找到有權勢的人爲自己做後援。這种體制下的司法判決不再以善惡是非為依據，而是以雙方在專政集團内找到的後援的強弱為依據。於是判決不能保證懲惡揚善，反而經常做出懲善護惡的判決。
我不相信中國人天生比其他民族多了些黑厚基因。中國大陸曾經有報道說，小偷勇救落水兒童，可見任何中國人内心都是有良知、有善根的。雖然人類有自私的天性，從而導致犯罪，但是心理學也曾表明，每個人見了一張照片上有人肢体傷殘，自己的肢體也會產生不適感，從而不願意看下去，這是人類對同類天生的同情心。正是這種共情能力，沒有人天生就樂意看到另外一個人受到傷害，也不忍心無緣無故去傷害另外一個人。這就是人類良知的起源。
自私心致惡，同情心致善。所以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必須有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，保證每次判決都是懲惡揚善，以引導每個公民從善避惡，從而才能形成良好的民風。任何社會裏的公民都會認爲，司法系統是該社會最公正的地方，當司法系統都出現不公了，那麽就別指望該社會的其他地方還會講什麽公理，別指望早已對公正絕望的民衆還會講什麽公理。
所以當一個司法體制的判決不以是非曲直為依據，而是以權勢強弱為依據，出現大量懲善護惡的判決的時候，每個公民都會認爲：我何苦爲了這點良知，放着利益不去爭奪，裝什麽正人君子？我當了正人君子，到時候還不一樣會被司法機關當成壞人來懲罰？於是每個人把黑厚學當成生存之道，甚至把它當成一種本領在社會上公然炫耀。民風之源永遠髒下去，民風裏永遠流淌着大量的污穢。
我並不想譴責“彭宇案”中的徐家，他們只是由於貧窮，乾脆再一次弄髒本已齷齪的水流而已，其實真正由他們造成的負面影響並不大。我甚至不想譴責司法系統，它雖然總是通過一次又一次不公正的判決維持着水源的骯髒，但是它一直只是專政集團手裏的工具而已。我只想給培根的話做個補充：當一個集團專政於一個社會的時候，其實就是該集團在維持着水源的骯髒。
